接下来的问题，就像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所说，“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钢铁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众多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钢铁城市需要认真准备的问题。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BHP公司（必和必拓公司的前身）在90年代末关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钢铁厂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

BHP钢铁厂的关停，被澳洲财经媒体称为是二战后澳大利亚最重大的工业重组事件。这个始建于1912年的大型钢厂，在1970和80年代年产量超过2百万吨，为超过1万名工人提供就业，是当地最大的雇主单位，也是纽卡斯尔市及周边地区无可争议的经济支柱。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面对来自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新兴钢铁出口国的竞争，BHP钢铁厂的产品逐步失去竞争力。1997年，BHP钢铁厂宣布将在1999年关停。

在钢厂关停两年后，纽卡斯尔所在地区的失业率在2001年达到10.4%的峰值，然后就业逐步好转，到 2003年就业已经达到澳洲和所在新南威尔士州（新州）的平均水平。到2007年以后，纽卡斯尔地区的就业甚至好于澳洲和新州的水平。在钢厂关停10年后，2009年纽卡斯尔作在地区的失业率仅为4.4.%，显著低于全国的5.4%和新州的5.7%。

纽卡斯尔的转型被包括新洲前任州长和澳洲现任总理在内的很多人士誉为澳洲其他城市工业转型的榜样。纽卡斯尔有几点经验似乎可以值得中国的钢铁城市借鉴。

首先，澳洲联邦政府和新州在BHP钢铁厂宣布关停决定后向纽卡斯尔所在地区提供了一揽子援助计划。这些包括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BHP公司各出资1千万澳币建立的，旨在吸引新产业、创造就业的基金。更重要的是，在改变单一产业结构方面，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医疗、教育和科学产业的持续投资和资源分配上。比如当地的纽卡斯尔大学在2001年成为当地的最大雇佣单位。另外政府所属的当地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拥有15个校区，在2010年招收5万5千名学生，同时为2500名教师提供就业。从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当地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就业增长44%，其中相当部分是公立医院的增长。在BHP钢铁厂关停后，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院还把下属的“可持续能源研究中心”搬迁到纽卡斯尔，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和就业。

如何安排原有钢厂工人是钢厂关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宣布关停决定到实际关停间近2年半的过渡期，显然对减少对原有工人的冲击起到了帮助。在过渡期中，BHP公司和工会就关停的步骤和劳资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达成一致。除了通常的再就业和培训服务外，政府和BHP公司还向愿意利用失业赔偿金自我创业的工人提供特别的企业咨询服务。这些咨询服务特别注意帮助创业工人加强风险意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花掉失业赔偿金最快的方式，就是自我创业投资失败”。

最后，大型钢厂的关停对当地经济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坏消息。以纽卡斯尔的房地产业为例，由于钢铁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当地房地产价格曾经长期大幅滞后于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而在BHP钢厂关停决定宣布的几周内，当地房地产迎来了大幅上涨。在钢厂关停之前，城市就业比较单一，也没有强烈的提升劳动力技能的需求。在BHP钢厂关停后，大学和职业教育的需求在当地有很大增长。此外环境的改善也推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大型钢厂的关停会对工人和他们家庭带来巨大影响，纽卡斯尔也存在着BHP退出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国家钢铁企业关停、转移的“去工业化”过程中，成功的经验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前者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和德国的鲁尔地区，后者包括美国的扬斯敦（Youngstown）市，在1977年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一天中5千工人被裁减，至今当地城市经济还在挣扎。正是由于转型的艰难，才需要认真研判中国钢铁业的结构性变化。如果中国的确在走向“后钢铁”时代，就需要相关企业和政府及早为此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