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钢铁协会的最新数据，在经历了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粗钢产量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了近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的钢铁产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同时，中国钢铁价格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2014年，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0.85%，连续几年处于各个工业行业的最低水平。今年以来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攀成钢）的关停，以及之前包括山西海鑫钢铁等大型钢铁企业的破产重组，就是中国钢铁业面对困境的一个缩影。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钢铁业近几年的不景气，是这个行业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毕竟，在2007年，中国钢铁行业仍然有超过7%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他们认为，当前钢铁行业的衰退，主要是前几年钢铁产能无序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家对落后产能的进一步压缩，钢铁价格会重新上升，中国钢铁业将重新提振。

过剩产能当然是导致当前中国钢铁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的十年间，国家出台了不少于20项针对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政策，但是这些举措对压缩中国钢铁的总体产能收效甚微。根据工信部的数据，全国粗钢产能仍然从2008年底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 。

然而，当前中国钢铁业面临的形势，似乎已经超过了在大宗商品行业通常能观测到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价格下跌、产能收缩、价格回升交替发生的周期性现象。像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一样，在今后几年内，中国钢铁业的产能将会持续减少，该行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将会大幅下降。一些迹象表明，除了产业周期因素外，中国钢铁业面临的更有可能是结构的变化。中国可能迎来自己的“后钢铁”时代。

如下图所示，从187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传统的欧洲工业国家的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逐步被美国赶上。美国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在1920年左右达到60%，此后开始下跌。同时日本钢铁产量从1950年代起开始快速攀升，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在197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从16%的水平逐步回落，到2014年仅占世界总产量的不到7%。就中国而言，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15%跃升到2008年的38%，到2014年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50%。

历史上发生的“钢铁危机”，是工业化国家钢铁业结构性变化的标志。与当前中国钢铁业面临危机可相比较的是，始于1974年，席卷美国和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的那场“钢铁危机”。危机之初，很多人也认为，这只不过钢铁行业的又一次周期性下跌。但是这次钢铁危机的剧烈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在1974年到1984年的10年间，英国的钢铁产量下跌近60%，美国下跌近40%，西德下跌26%，法国下跌近30%。

比产量下跌更加剧烈的是就业人数的变化。英国钢铁业的产业工人人数在1974-84年十年间从近20万人下降到不足7万人，下跌65%。美国钢铁工人人数从超过50万人下降到23万人，跌幅超过一半。西德从23万人下降到不到17万人，法国从近16 万人下降到不到9万人，卢森堡从2万4千人下跌一半到1万2千人。曾经在1870年占世界钢产量近40%的英国钢铁业，1980年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2.7%。尽管从1980年代之后世界钢铁业又经历了几次复苏，但是这些工业国家钢铁业就业人数再也没有恢复到1980年代危机前的水平。比如英国钢铁业工人数到2000年已不足3万人，美国在2000年约为15万人，东西德国合并后加起来的钢铁业总人数在2000年不到7万人。曾经重要的钢铁生产国卢森堡，在2000年钢铁业从业人数仅有约4 千人。

随着中国大规模基建活动的放缓，特别是在环保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中国钢铁业在今后几年内也有可能迎来结构性的衰退。接下来的问题，就像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所说，“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钢铁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众多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钢铁城市需要认真准备的问题。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BHP公司（必和必拓公司的前身）在90年代末关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钢铁厂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

BHP钢铁厂的关停，被澳洲财经媒体称为是二战后澳大利亚最重大的工业重组事件。这个始建于1912年的大型钢厂，在1970和80年代年产量超过2百万吨，为超过1万名工人提供就业，是当地最大的雇主单位，也是纽卡斯尔市及周边地区无可争议的经济支柱。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面对来自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新兴钢铁出口国的竞争，BHP钢铁厂的产品逐步失去竞争力。1997年，BHP钢铁厂宣布将在1999年关停。

在钢厂关停两年后，纽卡斯尔所在地区的失业率在2001年达到10.4%的峰值，然后就业逐步好转，到 2003年就业已经达到澳洲和所在新南威尔士州（新州）的平均水平。到2007年以后，纽卡斯尔地区的就业甚至好于澳洲和新州的水平。在钢厂关停10年后，2009年纽卡斯尔作在地区的失业率仅为4.4.%，显著低于全国的5.4%和新州的5.7%。

纽卡斯尔的转型被包括新洲前任州长和澳洲现任总理在内的很多人士誉为澳洲其他城市工业转型的榜样。纽卡斯尔有几点经验似乎可以值得中国的钢铁城市借鉴。

首先，澳洲联邦政府和新州在BHP钢铁厂宣布关停决定后向纽卡斯尔所在地区提供了一揽子援助计划。这些包括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BHP公司各出资1千万澳币建立的，旨在吸引新产业、创造就业的基金。更重要的是，在改变单一产业结构方面，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医疗、教育和科学产业的持续投资和资源分配上。比如当地的纽卡斯尔大学在2001年成为当地的最大雇佣单位。另外政府所属的当地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拥有15个校区，在2010年招收5万5千名学生，同时为2500名教师提供就业。从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当地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就业增长44%，其中相当部分是公立医院的增长。在BHP钢铁厂关停后，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院还把下属的“可持续能源研究中心”搬迁到纽卡斯尔，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和就业。

如何安排原有钢厂工人是钢厂关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宣布关停决定到实际关停间近2年半的过渡期，显然对减少对原有工人的冲击起到了帮助。在过渡期中，BHP公司和工会就关停的步骤和劳资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达成一致。除了通常的再就业和培训服务外，政府和BHP公司还向愿意利用失业赔偿金自我创业的工人提供特别的企业咨询服务。这些咨询服务特别注意帮助创业工人加强风险意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花掉失业赔偿金最快的方式，就是自我创业投资失败”。

最后，大型钢厂的关停对当地经济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坏消息。以纽卡斯尔的房地产业为例，由于钢铁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当地房地产价格曾经长期大幅滞后于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而在BHP钢厂关停决定宣布的几周内，当地房地产迎来了大幅上涨。在钢厂关停之前，城市就业比较单一，也没有强烈的提升劳动力技能的需求。在BHP钢厂关停后，大学和职业教育的需求在当地有很大增长。此外环境的改善也推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大型钢厂的关停会对工人和他们家庭带来巨大影响，纽卡斯尔也存在着BHP退出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国家钢铁企业关停、转移的“去工业化”过程中，成功的经验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前者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和德国的鲁尔地区，后者包括美国的扬斯敦（Youngstown）市，在1977年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一天中5千工人被裁减，至今当地城市经济还在挣扎。正是由于转型的艰难，才需要认真研判中国钢铁业的结构性变化。如果中国的确在走向“后钢铁”时代，就需要相关企业和政府及早为此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