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人社部公开了对10省500个行政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监测数据，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从监测数据看，2月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同比减少，3月份开始回升，“呈先降后升态势”。但是，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末，500村在外务工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0.3万人，同比增长仅为1%。

今年2月28日， 原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曾坦陈，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目前农民工总量还在逐年增长，但增速自2010年起连续4年下滑，2014年仅同比增长1.9%，不到2010年增速的36%。

一位接近人社部的人士向财新记者分析，今年上半年农民工总量较去年同期“略微有十几万增加”，但是全国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十几万根本算不上”，他判断农民工“绝对数量可能在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增长，但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而且，近年来年轻农民工的缺口更为明显。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6-2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较6年前减少了1453万，减少的幅度超过60%。长期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认为，正是为了应对年轻农民工供求趋紧的形势，用人单位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才逐渐得到工作机会。他告诉财新记者，老龄农民工工作人数的增加，实际是劳动力市场缓解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应激反应。

但是，可转移就业的高龄农村劳动力总量也并不乐观，未来“民工荒”的情况将更为严峻。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2006年，51岁以上的全国乡村户籍从业人员的数量为13118万人。据此，章铮估计2014年农村50岁以上的劳动力至少有1.4亿，如果他们中间不得不留守乡村(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为50%，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是7000万，排除2014年已经成为高龄农民工的4685万，剩余高龄农村劳动力只有不到2400万。事实是，2014年一年的高龄农民工数量就增长了近600万，“按照这个比例增加，也就是3、4年的功夫，农村剩余的高龄劳动力可能全部转移完毕了”。

“蓄水池”的枯竭趋势正在产生影响。据上述接近人社部的人士透露，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开会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上海、广东等地都说缺工缺得厉害”，因此他认为“现在的总体情况还是缺工，大于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情况”。此外，今年上半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超过了3000元，同比增长了9.8%。“实际上可能还要更多，尤其是有些紧缺工种，为什么工资高呢？肯定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了。”

正是因为农民工供给的变化，在一些发达城市，蓝领群体的工资增长更为显著。全国最大的蓝领招聘信息网站百姓网数据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上海招聘岗位前3大职业——销售、营业员、工人的招聘工资平均为4825、3671、424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8%，“大大超过了上海18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线”。

用人单位也对农民工工资上涨感受明显。原大型陶瓷纤维生产公司的施工部王经理曾告诉财新记者，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很大，2008年的时候一天120块或130块，现在已经升到一天200块。

广东东莞某台资工厂负责人也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的情况并非招不到工人，只要薪酬“比平均水平高，就招得到”。东莞市最低工资水平5月1日开始调整为1510元，“为了多招工人，我年初招工时工资就提高到1510元，所以招得进人”。

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对财新记者分析，“人力资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从长期来看，上述情况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可见，此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将难以为继。

因此，张车伟认为，针对农民工群体供给的新趋势，从根本上的应对方式就是经济的转型升级，实际上目前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一方面是从低端劳动向高端劳动转变，同时还要不断适应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比变化，并且更好的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

章铮也提出，目前企业面临着一方面订单少，一方面农民工涨工资的困难，“如果事实证明，现在的经济无法养得起这么多企业，可能的结果是企业数量少一些、企业主能力强一些，这种调整就是应该的，实际上有些行业已经出现了集聚效应，大家也接受了，但是在制造业，小企业倒闭之后往往就有很多争论”。可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由于要改变已经形成惯性的生产方式，用工企业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阵痛，甚至部分企业将面临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