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市场派了一颗定心丸。

5月3日发布的亚太地区展望报告中，IMF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幅为6.5%，比1月时的预测数据6.3%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中国也成为IMF在4月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中唯一上调今年GDP增长预期的国家。

“尽管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比预期速度更慢，但今年，中国经济整体状况已经显著改善，去年推出的经济政策现在已经凸显成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IMF亚太局局长李昌镛表示。

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供给侧改革以及近期引发关注的债务问题等，李昌镛强调，中国经济在向可持续、更平衡的方向转变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经历坎坷，选择正确的政策是重中之重，而IMF相信中国有政策空间，也有人力资本去应对这一转变。

另一方面，作为过去十多年里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产生影响。“短期内，中国经济转型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格局。”李昌镛指出，这种溢出效应在其他国家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中国债务问题应关注三大细节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仍在转型中，外界对此看法不一，IMF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6.3%上调至6.5%，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IMF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

李昌镛：IMF今年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6.3%调整到6.5%，(这反映出)尽管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比预期速度更慢，但今年，中国经济整体状况已经显著改善，去年推出的经济政策现在已经凸显成效。当然，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政策，我们还要看用在哪里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与之相关的中期风险也在提升，如果新增信贷流向了存在过剩产能的旧产业，那么快速增长的债务和投资规模带来的中期风险就会提高。经济刺激政策，一方面帮助中国经济趋向稳定，但同时决策者也要关注并采取措施，眼下，如何解决中期内企业的高杠杆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眼前更重要的决策考验。

日报：今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投资者所担忧的债务问题到底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李昌镛：眼下，中国债务规模扩大对于经济带来的其实是正面影响，但同时，债务规模攀升会导致经济脆弱的风险上升。这个经济脆弱，并不是说我们担心这些企业债或其他债务问题会立刻引爆经济危机，我们所担心的是债务问题对于中国生产力以及中期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例如，如果低增长、产能过剩的行业能够继续获得信贷，那么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步伐可能比预想更快，但另一方面，如果新的信贷资金能够流向高附加值、生产力更高的新兴产业，那就能帮助中国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而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报：对于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IMF有什么建议吗？

李昌镛：其实中国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中国政府宣布了削减过剩产能的计划，最近又正在讨论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政策。我们认为，债转股、资产证券化这些工具都是行之有效的公司重组工具，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关键还要看具体实施。

首先，这些金融工具应当只适用于那些仍具活力的公司，如果僵尸企业也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获得资金，将是对资金的一种浪费，因此挑选公司非常重要；第二，通过债转股计划，如果银行需要持有债务转化而来的股份，应当设定一个有限的持有期，银行可以在市场出售这些股份，所有过程都应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第三，不要把金融工具视作一个独立工具，而是应当作为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全面的重组计划包括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处理离职员工以及如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

经济转型已释放良好信号

日报：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能否填补制造业的下滑备受关注，去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你认为这是一个良好信号吗？

李昌镛：是，这确实向外释放了一个良好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处在正确的方向上。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本土消费导向型经济，例如，我们看到经常账户盈余的占比已经降到不足3%的水平。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一转变、经济再平衡已经获得显著成效，制造业也在升级，服务业的增长自然而然地加快。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更加平衡，但眼下还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经济已经从投资导向型转变为消费导向型，走到这一步还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所增加的投资是何种类型也非常重要，过去，中国的投资多集中于房地产和少数几个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现象的行业，因此我们希望看到未来中国的投资能更多地集中于新兴行业，例如绿色经济以及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方面，让中国经济结构趋于平衡的同时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不会永远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自然会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现在最需要看到不同类型的投资。

日报：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对于中国自身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李昌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经济再平衡也是通过保持投资惯性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中国现在还继续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增加投资，这类投资产生的边际产能会继续降低，整体经济需要新的行业(作为投资对象)，对中国而言，投资转向消费导向的行业即便在短期内也有好处。从保持增长的角度来看，制造业现在的增长几乎为零，如果服务业不能实现高增长，中国如何消化新增劳动力？

经济再平衡对中国而言是好事，但复杂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就是溢出效应。中国经济转型令进口需求降低，原本对中国出口制造业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国家就会受到冲击，同时，那些向中国出售高质量食品、消费品，优质品牌消费品的国家则可能受益。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转型对于其他国家带来的溢出效应，取决于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格局。

日报：那么，这些受到影响的国家应当如何调整自身政策，来减轻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

李昌镛：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如果成功转型，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而短期内，每个国家的贸易格局不同决定了有赢家也有输家。但这在其他国家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出现，比如韩国与日本之间、日本和美国之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那些因为这种结构改变而失去竞争优势的国家，应当着力推出恰当的政策去提高自身生产力，IMF也会给它们提供一些有效提升生产力和经济韧性的结构性改革建议。

日报：IMF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是怎样的？

李昌镛：中国经济当然不可能永远保持10%的增速，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财富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增速自然应当放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效应。在中期内，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到2020年时可能在6%，但这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相当高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也仍将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也是经济调整到更可持续状态的一个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