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前高级副主席 比尔•罗兹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数十年来对金融危机的关注让我明白，政府作出艰难决定的时间越晚，力挽狂澜、遏制损失扩大的难度就越大。

随着国内金融领域的风险逐步上升，中国领导人需要认识到以上现实。迟迟不采取大胆行动将破坏国内外对他们的经济管理技巧的信心：短期而言这将促使资本外流增加，同时无疑会导致中期GDP增速下降。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执掌美联储(Fed)的时候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为遏制通胀飙升，他决定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胀这头恶龙。这样做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衰退。但这场衰退历时很短，而通胀受到遏制，美国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增长的道路。

然而，现在北京谨慎情绪占据了上风。重要领导人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重大公共声明，以表明中国经济状况要比广泛报道的好。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可能希望，在有更明确迹象表明经济能够实现6.5%至7%的年度增长目标之前暂不推出任何新的严厉措施。中国总理李克强公开提出了6.5%至7%的增长目标，中国领导层希望这种增长将成为中国的新常态。

政府没有出台严厉举措，市场可能不会温和以对。省市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务面临诸多问题。中国总债务（原文为“公共债务”publicly held debt——译者注）与GDP的比例据估计达到230%左右。

官方估计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27万亿元人民币（合1960亿美元），这种估计可能有些保守。此外，中国负债累累的房地产行业和“影子”银行业已急剧膨胀。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PBOC)向体系持续注入资金以维持所有行业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有许多人呼吁通过债转股来大量削减不良资产。这种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初的拉美债务危机中很流行。它可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但并非解决之道。

广泛谈论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也可能提供一些喘息时间，但中国政府需要认识到问题有多严重，直面这些问题。必须尽可能地勾销坏账。主要机构必须承担损失，同时还有必要关闭一些国企和“僵尸”企业。拖延越久，对经济的拖累就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以学习最近的历史以及前总理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不仅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铺平道路，而且还让银行增加了资本，勾销了坏账，具体做法是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收购部分银行坏账。

与此同时，他推行大规模改革以强化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同时还关闭了一批效率低下的国企。他的举措在确保经济年年高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早就明白，有必要进行金融改革。例如，我与几位前领导人的交谈促使我于2005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内容包括建议提高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中国需要采取重大举措——依赖政府注入资金来提振股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如今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的风险，实际上，有关实施全面经济改革的共识也日益受到质疑。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改革路线达成了共识，但如今只有部分得到实施。

中国放松对利率的管制，而让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朝着货币可自由兑换迈出的一步。但中国还需要采取更多举措，以实现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和自由化、促进国内消费并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这些改革的进度将会因金融行业和主要国企（包括煤炭和钢铁行业中负债累累的企业，产能过剩和经济放缓加重了这些企业的问题）的债务核销以及资产负债表清理而放缓。

中国政府不应再犹豫不决，从而让国内外失去信心。采取果断举措至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