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0多年历程后，长三角一体化迎来一个关键且将会取得重大突破的发展时点。

1月12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苏州举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市(省)委书记、市(省)长出席会议，就建设长三角城市群、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13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安徽日报头版就此次座谈会同步刊发了同一篇报道。

此次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三省一市达成的共识是——创新引领，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城市的定位明确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提升南京、杭州、合肥副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城市首位度。

就在一个月前的2017年12月6日至7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履新刚刚一个月零一周，就和上海市市长应勇率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走访了安徽合肥、江苏南京、浙江杭州。李强说，此次来安徽、江苏、浙江学习考察，就是要学习借鉴长三角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共同谋划做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

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对于推进一体化早有共识，也有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长三角合作起源于1992年建立的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此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多次扩容，目前会员城市达30个。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郁鸿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1992年长三角的融合度并不高，“当时开会主要是为了解决单个省市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长三角合作逐渐升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在经历了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分散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大约到本世纪初，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越过了经济发展的粗放阶段，需要走向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必要。

2001年，沪苏浙三省市发起成立了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长三角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着眼于建立长期性、战略性、整体性区域合作框架的新阶段。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志彪说，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多次到上海考察发展经验，力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比如2003年，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与上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与江苏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004年沪苏浙三省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制度启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纳入到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8年9月印发，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两省一市吸纳安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

合肥都市圈纳入2016年6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后，在国家战略层面，安徽正式进入长三角范围。

在长三角逐步形成的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之下，长三角的“同城效应”越来越得以强化。

以高铁为例，2008年起长三角高速铁路网建设拉开序幕，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主要节点的高速铁路网络推动区域快速融合，三省一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0.5至3小时”高铁都市圈。

一体化的推进为长三角发展带来了强大驱动力。2017年前三季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10万亿元，占全国的23.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9万亿元，占全国的15.57%；外贸进出口总额7.46万亿元，占全国的36.76%。

长三角需要多个城市群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20多年中，各地的经济实力也呈现了动态变化。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卓勇良做的一组数据分析显示，长三角的发展水平正在趋同，万紫千红取代了一花独放。

比如，上海GDP占长三角四省市的比重，1978年为35.9%，2016年降至15.8%。

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如以上海为1，江苏为0.173，浙江为0.133，安徽为0.198，按算术平均上海人均GDP是苏浙皖的7倍多。2016年如继续以上海为1，则江苏为0.839，浙江为0.735，安徽为0.344，按算术平均上海仅是苏浙皖的1.6倍。

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也体现在具体产业上。比如，杭州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经济产业链。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2276亿元，增长22.3%，占地区生产总值25.2%。

位于合肥的科大讯飞(002230.SZ)则是中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领导者。2017年12月，上海市党政代表团一行专门到访合肥，希望科大讯飞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领域与上海全面深化合作。

“长三角的发展形态在变化，原来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带动其他城市，现在则是其他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共同发展。”郁鸿胜说，需要树立的一个理念是，包括杭州、合肥、南京等多个都市圈的迅速成长，对于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是有利的。

根据《规划》划定的范围，长三角城市群拥有1座超大城市、1座特大城市、13座大城市、9座中等城市和42座小城市。《规划》同时称，要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郁鸿胜表示，长三角城市群要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就应该多中心发展，单纯提高某一个特大型城市的首位度，是难以实现目标的。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的强项、地位都是无法撼动的，四地也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特色和地位。”卓勇良说，上海是长三角的知识与现代服务业高地，具有引领优势；江苏和浙江作为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安徽作为长三角发展的腹地，均具有非常旺盛的知识和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供需之间互为因素，互为促进，互为相长。

对于上海来说，郁鸿胜表示，进一步提升全球城市功能并不意味着要全面引领，而是要前端引领，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领域上海要做好主角，但另外一些领域，也要做好配角。上海还要学习，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发展理念。”

在刚刚获批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上海提出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全球化下的城市群竞争来临

不仅内部格局在发生变化，长三角推进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全球化也从商品的全球化进入到了创新知识的全球化，由此也带来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构。

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这种趋势，推动中国要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平台，由此，不仅是长三角，包括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也得以强力推进。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习近平最后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当然，上述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梳理历年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合作内容已经从产业转移转向了协同发展，合作层次也逐步深化到了体制机制的创新。

“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群，同时又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这些定位长三角完全具备。”刘志彪说。

也因此，王新奎认为，长三角城市群需要成为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排头兵、凝聚创新知识全球化的桥头堡、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先行者。

但是，长三角的发展也存在突出矛盾。

《规划》指出，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对较弱，与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不够，落户上海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仅为纽约的10%，外国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仅为0.9%。

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人均GDP来看，2014年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为13737美元，而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的这一数据则分别是62030美元、67200美元、48315美元、55305美元。

也因此，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了多项任务，希望在强化创新驱动，共建内聚外合的创新网络；深化实施《规划》，促进一体发展；共建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和能源保障水平；突出先行先试，推动长三角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等方面，加强长三角合作。

郁鸿胜表示，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包容性的区域协调制度一体化。所谓的包容性，是指在这个区域，最高利益应该是区域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

“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内在的经济趋势，谁都阻止不了。政府要做的是清理那些阻碍要素流动的机制体制，一旦制度层面完成清理，市场和企业自然会做出最优的选择。”刘志彪说，依托于沪苏浙皖四地的优势互补、产业共生，长三角将形成更强实力，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并在某些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而利用这些优势吸收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的平台上发展创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