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层发展规划呼之欲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已然树立：那就是在粤港澳地区建立一个可以与世界其他三个湾区——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相媲美的大湾区第四极。

珠三角到大湾区“蝶变”

早些年，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是被称呼为珠三角，某种程度上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从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迭代，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发展将产生深层次的“共振”。这是国家层面上内地9个城市与香港、澳门实现整体战略性发展的重要部署，也成为当下中国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据了解，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带，其中湾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实践也证明，湾区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区域发展的范本，更是国家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区域，进而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区域，并奠定全球经济热力版图。

因此，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一份子，高端服务业、新兴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高度融合，引领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一路向前。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个大战略，意义重大深远，目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已经基本完成。他表示，目前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加快推进。比如，港珠澳大桥已经建成，并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广州到深圳到香港的高铁已基本建成，其中广州到深圳的高铁已建成通车，深圳到香港的高铁正在联调联试。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审议批准了广州、深圳、香港高铁一地两检的通关安排。

“规划方案出台后，需进一步细化，制定出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按照建设规划，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重中之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由广东与香港、澳门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粤港澳发展规划方案将很快发布，广东会发挥自身优势起到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强粤港、粤澳合作机制和沟通机制；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进一步加强，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接下来还会建设世界一流的港口、一流的机场。

从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将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事实上，这些信息也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正式进入“蝶变”与“落子”阶段。

加快突破制度壁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开始进入“落子”阶段，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有了一系列发展“共振”的基础，但实际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解决方案相对容易，三地接下来面临“最难啃的骨头”将是如何突破制度上的壁垒：“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难点和痛点所在。要实现这项战略，有许多具体的、艰难的工作有待推进。粤港澳是三个关税区、三个货币区、三个合同区、三个法律区、三个教育区，要实现有别于过去三四十年的新协调、新合作、新互动，就不能不对这“五个三”做更大的触动。

“我以前在广州有一家公司，经常遇到有员工在做项目之前，需要到香港培训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他能用什么样的签证到香港？如果他是工作性质，但他没在香港领取工资，那我很难帮他去申请工作签证，因为我首先得证明这工作在香港完全找不到员工来做，还得是高级人才才能引进他；但是他又不是来旅游，所以我那时完全找不到任何方式去解决，只能让他用旅游签形式在香港呆一星期后返回内地，下周又再回香港。”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一现象虽是小事例，但实际上反映了内地与香港在交往上仍有一些“不便”。同时，由于他个人是香港居民身份，因此到内地工作生活时同样会遇到一些不便。

而作为一家从深圳成长起来而又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巨头掌门人，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对此深有体会：“我们也会和香港方面沟通，比如在出入境、人才流动方面，他们有时候会抱怨，港澳同胞到内地看到使用微信支付很方便却用不了。这是因为在内地的金融机构以及网络服务方面，港澳同胞的身份证没有办法像内地身份证可以核实真伪，照片是不是符合要求等等。没有这样的条件，很多服务是用不了的。”

因此，在今年两会期间，洪为民和马化腾均建议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三地的协调与统筹机制，突破制度壁垒，根据市场的规律，促进人才、资金等各种要素的流动。促进大湾区“决策共商”，加快推动在发展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由三地政府具体落实决策；在区域、民间层面成立由知名企业、智库、社会组织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定期提出具体诉求、提供研究支持，形成大湾区发展决策和咨询的双轨机制。

合作创新优势明显

从众多观点来看，要真正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未来主要着力点将是聚焦创新。从世界三大湾区来看，在《财富》杂志2015年世界企业500强中，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企业占据28个、22个和60个；创新能力方面，2016年BCG发布全球最具创新的50个公司中，纽约、旧金山、东京分别有6个、12个和2个公司入榜，这些湾区的共同特征就是创新能力极强。

数据显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或地区水平，未来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阵地。粤港澳大湾区涌现出一批世界领先的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国的一半，接近韩国的申请总量。但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均有各自的优势，也有软肋和不足，科技创新因此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共同需求。

无人机企业大疆的成功案例就体现了大湾区合作创新的巨大优势，在一个新兴的产业领域里，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占据世界领先的位置。大疆很好地利用了深圳完善的产业链和运营成本优势，同时把市场定位在全球市场，整合了多地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优势。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因为制度不同形成了一些交流上的障碍，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点同样也是其真正区别于其他世界三大湾区的优势所在。

“全世界没有一个湾区既有普通法也有大陆法。比如我想做一些比较适合在大陆法下做的事情，可以在深圳、广州做；如果我想做一些合适在普通法下做的事，比如金融方面，那可以在香港做，这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的优势。”洪为民说。对此，洪为民认为，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各个城市均要抛弃传统的“龙头心态”。“粤港澳大湾区不会出现龙头城市，各有各的优势，将来做一些事情要以湾区做本位。我提倡过‘湾区人’的概念，我们就是大湾区的一部分，不再斤斤计较。”

“要鼓励大湾区内产业共建，深圳、广州在创新产业方面比较强，香港在金融方面非常强，同时整个珠三角洲其他城市在智能制造、高端制造业均很强，其实这三者软、硬、服务结合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建议凡是能够发挥软、硬、服务三者结合起来，能够凸现优势的产业，都适合放在大湾区。这里面要大家协同，而不是互相排挤，大家应该拧成一股绳。”马化腾说。

而现在，在顶层规划即将出台之际，粤港澳大湾区“落子”世界湾区第四极已成为题中之意。